实习第二年,一旦急诊有事我需要第一个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有些病人抢救不过来,有些则可以。记得有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把一个昏迷的病人从急诊紧急转到手术室,处理了他的颅内出血。看着他苏醒后与家人说话,还抱怨着头上的手术伤口,我高兴得快晕过去了。凌晨2医院附近溜达,结果走迷路了,花了45分钟才找到回家的路。
连轴转的工作班次非常辛苦。尽管住院医生按规定每周最多工作88个小时,可是工作永远做不完,我们每周要工作差不多个小时。凌晨2点的时候,眼睛不舒服淌眼泪,头也阵阵犯疼,补充了能量饮料后再接着干。工作的时候还能抵挡得住,医院,疲惫便立刻袭来。蹒跚着走到停车场,尽管开车回家只要15分钟,但也得在车里先打个盹才行。
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扛得住这种压力。有一位医生他的问题是不能接受批评和承担责任。他其实是位很有天赋的外科医生,但是就是不愿意认错。有一天他在休息室里向我请教如何挽救他的职业生涯。
“你所要做的就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一句:‘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以后保证不再重犯。’”我说。
“可是,是那个护士……”
“不是的,你必须说出来并且说到做到。来,再试一次。”
“可是……”
“不要可是了,说啊。”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知道他注定跟我们这个行业无缘了。
另一位住院医生也迫于工作压力,选择离开这个领域,找了一份稍微轻松些的咨询工作。
其他人离开这个领域时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会更高。
随着业务技能的提高,我所担负的责任也更多了。学会判断哪些人救得了、哪些人救不了、哪些人不该救,需要难以企及的预后能力。我也曾犯过错,急着把病人送进手术室进行手术,只保住了部分脑部,使得病人得以维持心跳,但丧失了语言功能,只能通过管子进食。他再也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种境地。我觉得这是一种比病人死亡还要糟糕的失败。这种在大脑毫无意识情况下的新陈代谢让病人的人生顿时黯然失色,给患者家庭也带来了无法承受的重负。家人一般会把他们送进护理机构。由于无法同住,前来探望的频次会逐渐减少。最后病人无一例外地会患上褥疮或肺炎,直到病魔夺去他们的生命。有些人会坚持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生命,并且对于病人有朝一日睁开双眼还抱有希望。但许多人不愿意或者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如何抉择。
我之所以从事这个职业,部分原因在于我渴望探索死亡。抓住它,揭开它的表象,亲眼看清它的本质。大脑与意识、生命与死亡均交织于此,这一点是神经外科吸引我的地方。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生命,不仅给了我一个可以全心付出的舞台,也让我的自身得以升华,让我远离渺小的物质主义和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些琐事。我们直指事物的核心,做出生死攸关的抉择和努力。那肯定是一种超然的境界吧。
做了住院医生以后,我对工作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平时收治的头部损伤病例络绎不绝,我开始觉得这样火急火燎的工作状态会让我忽视对病例本质的了解。就像学习天文的人如果直盯着太阳看,则什么也看不到;同样的道理,在病人最危急的时刻,我只是参与了,但没能感同身受地融入进去。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痛苦,糟糕的是,对于这些痛苦我已习以为常。和其他的护士、医生一样,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的,境遇相同。即使把我们淹没在血液里,我也得让自己适应环境,学会漂浮和游泳,甚至还要享受一番人生。
我和住院医同事杰夫一起负责处理颅脑创伤。当遇到并发性头部损伤时,他会电话我让我去创伤急救室。我们一直配合得相当默契。他先检查病人的腹部,然后问我病人认知功能的预后如何。有一次我回答道:“恩,他可以继续当参议员。”“但是只能在一个小州。”杰夫笑着说。从那以后,州的人口数量便成了我们对于头部损伤严重程度的标尺。“他是怀俄明州还是加利福尼亚州?”杰夫会这么问以便决定他的治疗方案的力度。或者我会说:“杰夫,我知道他的血压不稳定,但是我还是得把他转到手术室去,要不然他肯定会从华盛顿州变成爱达荷州。你能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吗?”
有一天在咖啡店里,我正吃着一贯的午餐——一听健怡可乐和一份冰淇淋三明治。这时呼叫器提示刚收治一名严重脑创伤的病人。我急忙跑向创伤急诊室,刚把冰淇淋三明治塞在电脑后面的时候,护理人员推着轮床就到了并复述了病人的细节:“22岁,男性,摩托车事故,车速每小时40英里,可能有脑组织从鼻腔流出……”
我立刻开始工作,要了一个插管托盘,检查他的其他生命体征。插管顺利完成后,我检查了他的其他伤情:面部擦伤、皮肉严重擦伤、瞳孔放大。我们给他注入了甘露醇以减轻脑肿胀,然后立刻做了透视检查,发现病人颅骨碎裂,有严重的弥漫性出血。我正打算给他做开颅手术,想着如何钻孔和排出血液。这时他的血压突然下降。我们急忙把他送回到创伤急诊室,正当创伤科其他成员到达的时候,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抢救行动立刻如旋风般地快速展开了:导尿管插入股动脉,输气管深插入他的胸腔,静脉药物注射,同时持续不断地捶击他的心脏让血液流动起来。30分钟后,我们放弃了抢救。对于这样的头部损伤,我们心里都明白,死亡是在所难免的。
我出了创伤急诊室的时候,病人家属正好进来看尸体。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健怡可乐和冰淇淋三明治,还有急诊室里的闷热的温度……在一名急诊住院医生的掩护下,我又鬼鬼蛐蛐地溜进创伤急诊室,在尸体还留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把冰淇淋拿了出来。
冰淇淋三明治在冰箱里放了30分钟后恢复了原味,味道相当不错。吃完三明治,当我剔着卡在牙缝里的巧克力薯条的时候,家属探望尸体也刚好结束。我在想,在我短暂的从医生涯里,给患者和家属造成的精神打击会不会比送去的福音还要多?
几天后,我听说医学院的一个朋友萝莉被车撞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给她实施了抢救手术。她病情严重,抢救过来后不久,第二天就去世了。死于车祸这种事已成为过去式,我不想知道更多细节。现在既然又提起了,便好像打开了我的潘多拉盒子,让我又看到当时的场景:轮床在推进着,创伤急诊室地板上沾着血迹,喉咙插着管子,胸部遭到猛击等等。我仿佛看到我亲手给萝莉剃掉头发,用手术刀切开她的头部,甚至可以听到钻头的蜂鸣声;骨头的焦味和飘散的骨屑弥漫在空气中;撬开头骨时的开裂声也清晰可辨。她的头发被削去了一半,头部变形,一点也不像她本人,成了一个连亲戚朋友都认不出的陌生人。也许还有胸部插管,腿部牵引等等……
我没有问细节,因为我已经知道的够多了。
以前遇到过很多此类的情形,虽然我抱有同情心,但却没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此时,那样的情形又再次浮现:多少次我不顾病人的担心、病痛和其他要求,坚持让他们出院。他们的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且准确作出了诊断,但对于这些痛苦的严重性我认识不足。结果,他们又都再次入院,并且个个都满怀仇恨、怒气冲天、不依不饶。
我担心自己正在变成托尔斯泰笔下的医生形象——忙于空洞的形式主义,只顾生搬硬套地治病,对于人性的重要性全然不知。(医生们逐一过来给她会诊,说的是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等不同语言。他们相互责怪,每个人把有可能的疾病都考虑到了并且开了五花八门的药,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压根也没想过——娜塔莎到底得了什么病?)一位刚被诊断出得了脑癌的母亲找到我,她看上去迷茫、害怕、心里没底。我当时很疲惫,有些心不在焉。我确信自己当时没有足够时间来详细回答她的问题,就言简意赅地打发了她的问题,并向她保证手术一定成功。当时为什么没尽量抽出时间来呢?!一位固执的老兵连续几周拒绝了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建议和劝导。我们之前就警告过他,现在果然后背伤恶化了。进了手术室,我给他缝合了裂开的伤口,他疼得哭天喊地,跟我说他是自讨苦吃。
没有人会自己找苦吃的。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里查德.塞尔泽也把事情做砸过并且进行了忏悔,这让我稍感一丝安慰,发誓要做得更好才行。经过悲剧和失败中的洗礼,我感觉自己对于人际关系独特的重要性认知不足。这种人际关系不在于病人与家属之间,而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仅仅技术精湛还不行,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境界不是救命(因为每个人最终都会死),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理解死亡或疾病。当一位头部致命性流血的病人进来时,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一次表态会决定家属如何看待亲人离世的态度。如果是平静地让他死去,家属会接受这个现实;如果直白地向家属表示无法救治,家属会认为这些医生根本听不进话,甚至连试都不愿意试一下!既然已经没有救治的必要了,那就全看医生用什么方式说了。
脑部受伤的病人剃了头发,家属们围守在他的身边。严重脑损伤造成的独特痛苦,家属往往比病人感受的还要强烈。这一点很重要,不仅医生,就连家属通常都没完全明白。面对眼前的亲人,家属们看到的是过去满满的回忆和彼此之间真切的爱。而我看到是将来的各种情形:呼吸机直接连着手术切开的颈部;浆状的液体通过腹部的一个小孔滴入体内;功能恢复也将是一个痛苦和漫长的过程,而且很可能只能够部分恢复;有时候甚至再也无法回到人们印象中的样子。每当这个时候,与平时不同,我扮演的不再是死神的克星,而是死神的使者。我得帮助这些家庭明白一个事实:他们之前所认识的那个完整、有活力和独立行为能力的亲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我需要他们的配合来确定病人将来何去何从:是任之死去,还是尽管无能为力也要坚决维持生命,在一袋又一袋替换的输液袋中度过余生?
如果我年轻时对宗教兴趣浓厚的话,我可能会成为一位牧师,因为牧师正是我所追求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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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工作重心。医院有一个病人签字授权手术的程序,也就是手术要在病人充分知晓和同意后进行。现在,这项程序的作用不再像新药广告的画外音那样尽可能地列出所有的风险,而是与受难同胞订立的誓约:我们身处这里,这是我们面前的出路,我保证尽我所能带领你到达彼岸。
这时候,我的住院医的工作比以前更熟练也更有经验了。工作游刃有余,生活井井有条,并且开始全权负责病人的治疗。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做医科学生的时候,我和露医院的查房,看到他是怎么跟病人调侃给病人带去安慰的。他问一个心脏手术后处于恢复期的女病人:“饿吗?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我饿死了。”病人回答。
“好的。要不来点龙虾和牛排?”。于是他拿起电话给护士站打电话。“我的病人现在要龙虾和牛排,现在就要!”接着,他回头对病人说:“马上就到。不过,貌似是个火鸡三明治。”
看到他对病人这么有人情味,病人这么信任他,我顿时感到莫大的鼓舞。
一位35岁的女士坐在ICU的病床上,满脸带着惊慌的神情。癫痫发作的时候,她正在给她的妹妹买生日礼物。扫描显示一个良性脑瘤正压迫在脑的右前叶上。从手术风险的看,这种肿瘤危害最小,所处位置也最方便手术。术后几乎可以完全根除癫痫,不然就要终身服用带毒性的抗癫痫药物。看得出来,脑部手术的想法让她非常害怕: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在ICU里,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远离了商场的喧嚣,周围尽是仪器的嘟嘟声、报警声和消毒药水的气味。如果我就事论事地发表一通高谈阔论,说出手术的复杂性和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话,也许她肯定不同意手术了。尽管我可以这么做——把她拒绝手术的信息记录在案后便完成了我的使命,然后继续治疗下一个病人——然而,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我把她的家人召集起来,我们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了各种选项。我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谈话的进行,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抉择,她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又能够接受的决定。她选择了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她两天后就出院了,再也没犯过癫痫。
任何一种重大的疾病都会改变一个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命运。但是,脑部疾病却有着更加深奥莫测的一面。孩子的离世已足以让一个家庭陷入一片混乱,而当一个病人体温和心跳都正常,但脑组织已死亡时,这更加让人无法接受!“Disaster(灾难)”这个词的原意是星星分裂开了,那正是病人听到神经外科医生确诊时的流露出的神情。有时候,消息来的太突然,大脑会短路,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精神性综合症,即有些人突然受到坏消息刺激时的一种严重昏迷。母亲当年在印度获得受教育的权力是外祖父在60年代给她奋力争取到的。听到外祖父长期住院后离世,还在上大学的母亲得了精神性癫痫,一直到她回家参加葬礼时才好。我的一个病人一听说得了脑癌便立刻陷入昏迷。我让他做了一整套化验、扫描和心电图的检查,试图找出病因所在,但毫无结果。权威的检测方法其实很简单:把病人的手臂举过他的脸部,然后松手。患有精神性昏迷的病人仍有足够的意识避免手打到自己。精神性昏迷的治疗方法是对着病人说鼓励的话,直到引起他们的共鸣后苏醒过来。
脑癌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发癌,形成于脑部;另一种是转移癌,从身体其他部位(通常由肺部)转移而来的癌症。手术虽然无法治愈癌症,但是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脑癌只有一年以内的存活期,最多不超过两年。李女士年近六十,眼睛浅绿色,两天前刚从英里医院转到我这里。她丈夫守在她床边,身着格子衬衫和一条干净利落的牛仔裤,衬衫塞在裤子里,不停摸着手上的结婚戒指。我说明身份后坐下来,听取她的病情介绍:前几天她的右手有酸麻感,然后开始不听使唤,最后连扣子都扣不上。她怀疑是得了中风,于是去当地的急诊做了检查。拿到核磁共振报告后,就到我这里来了。
“有人告诉过你核磁共振的结果吗?”我问道。
“没有。”
好吧,球被踢回来了。有坏消息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宣布。我以前不也这么干过很多次吗?我们经常跟肿瘤医生打口水战,争论应该由谁来宣布这种消息。现在,我觉得这事应该到此为止了。
“好吧。要谈的内容很多。不过你不介意,你能告诉我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吗?我很有必要听你的讲述,从而确保不会错过你的问题。”
“嗯,我觉得是中风吧,但是我猜……可能又不是。”
“没错。你得的就是中风。”我停顿了一下。我很清楚,上一周她还过得好好的,但即将开始的生活会急转直下,与之形成天壤之别。她和她丈夫看起来对脑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谁也想不到。所以,我一开始说地比较婉转。“核磁共振显示你脑子里有一块物质,导致了你现在出现的症状。”
一片寂静。
“你们想看看核磁共振报告吗?
“是的。”
我在床边的电脑上把图片打开,指着她的鼻子、眼睛和耳朵,以便让她搞清楚器官的位置。然后,我向上翻动到癌症那个部位,有一块白色环状物质包围在一个黑色的坏死区域。
“那是什么东西?”她问道。
“很难说。也许是个炎症。只有通过手术才能知道。”
我还是想尽量回避他们的问题,先让他们的担心飘忽不定一段时间,不用急着告诉他们确切的结果。
“只有做完手术才能确定。不过看起来很像是脑瘤。”我说。
“那就是癌症了?”
“我再说一遍,现在还不能确定。只有切出来化验以后,经过病理医生分析后才能知道是否是癌症。不过,如果一定要猜的话,我估计是癌症。”
根据扫描报告的结果,我认为毫无疑问是恶性胶质瘤,一种最严重、极具强攻击性的癌症。同他们夫妇俩沟通时,我慢慢推进,边说边察言观色。告诉他们可能是脑癌之后,估计他们脑子里已经乱成一团了。人生悲剧似苦药,不如分多次慢慢吞下。通常只有个别病人会要求医生全盘说出他的病情,而大多数人则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消化,也不会问到预后的事。在创伤科,你只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做解释和做出重要决定;而在神经外科,则没有那么迫切,你有时间慢慢来。我给他们详细说明了今后几天会遇到的情况:手术会引起什么问题;为了不影响形象美观,我们只剃去她一小撮头发;她的手臂可能会有些虚弱,但之后就会好起来;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三天后就能出院;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注意多休息,这一点很重要。我没指望这些他们都能记住,以后这些细节我们还会再谈到。
术后,我们再次讨论了病情,这次讨论的是化疗、放射和预后的问题。这个阶段,需要把握几个基本原则:一、精确的数据统计用在研究所里可以,医院。标准的卡普兰-迈耶曲线统计的是存活期及对应的病人人数。我们用它来评估病情的恶化速度,从而知晓某一种疾病的恶劣程度。对于恶性胶质瘤而言,卡普兰-迈耶曲线显示该疾病恶化速度极快,只有5%的病人能活到2年。二、语言表达准确很重要,而且要让病人看到一线希望。我不会对病人说:“该病平均存活时间是11个月”或“你有95%的可能性活不过2年”,而是说:“大部分病人可以活好几个月到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为诚实的说法。问题的关键是你不能把曲线上的位置告诉病人,谁知道到底能活6个月还是60个月?我认为准确表述就可以了,过于精确反而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那些把具体存活时间告诉病人的医生(我的医生就告诉我最多能活6个月)都是不称职的。我想知道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谁教他们的统计学?
听到医生的诊断结果,大多数病人都会保持沉默。(Patient这个词早期的意思之一正是:一个忍受痛苦而毫无怨言的人。)无论是出于保持风度还是因为受了惊吓,沉默是最常见的反应。此时,需要握住病人的手与其沟通。个别人会做出抗争到底的架势(通常是病人的配偶居多),并且信誓旦旦:“医生,我们一定战斗到底,彻底战胜病魔!”所谓战胜病魔的方式多种多样,靠祈祷、金钱、草药、干细胞等等,不一而足。在我看来,这样的抗争只是一种不现实的乐观主义,除了能克服绝望情绪之外,作用微乎其微。任何时候,手术都需要一种战斗精神。手术中,看到黑灰色癌组织像一个侵略者,侵入了粉色的肉质的脑回区域,我义愤填膺(我咕噜道:“终于逮到你了,你这个坏蛋。”)。切除肿瘤确实让人畅快淋漓,尽管整个脑部看起来是健康的,但我知道微小的癌细胞实际上已经扩散到了整个脑部,今后再次复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人要公开、透明,如同在教堂里,不能等到了后殿才向人们揭示所有的真相,而是应该在前厅或中殿就与他们会面,然后尽我们所能带领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然而,公开透明地说出实情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住院医第三年的一个晚上,我碰到了普外科的杰夫,他那里的工作也是一样的高强度、高要求。我们注意到彼此都有些垂头丧气。“你先说吧。”杰夫说。于是,我说有一个孩子因为穿的袜子颜色不对,被开枪击中头部死了,本来差一点可以救过来的。最近收治的脑瘤案例都是致命性、无法手术的,我本指望这个孩子能争口气挺过来,可惜没有。杰夫楞了一会儿,我还在等他讲他的故事。谁知他笑了起来,朝我胳膊上捶了一拳,说:“好吧,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觉得工作不顺心,就去找个神经外科医生聊聊天,这样心情会好很多。”
那天晚上,我轻声地告诉一位母亲她刚出生的宝宝没有大脑,很快就会夭折。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了收音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正在报道加利福尼亚的持续旱情。突然间,我泪流满面。
与病人在一起,虽然情感上的投入很多,但回报也很多。我一刻也没怀疑过为什么要从事这份工作,或者这一切是否值得。以保护生命为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生命,也是某个人的尊严,说灵魂也不为过——其神圣感不言而喻。
在做脑部手术之前,我觉得我必须理解病人的思想状态:他是什么身份,价值观如何,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如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还不如早点儿结束生命。手术取得成功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有时失败不可避免,但足以使我无法原谅自己,心里充满负疚感。肩负重担正是医学神圣伟大、高不可攀的原因所在:在为别人背负十字架的同时,有时候我们也要随时做好被压垮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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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实习过程中会空出一段时间进行额外的培训。与其他医学专业相比,神经外科有其特别之处,也就是说仅仅在神经外科领域出色还不够,还要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要想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神经外科医生必须不断向前探索,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擅长。有时候,这个领域可以是对外公开的,例如神经外科医生桑贾伊·古普塔兼职的记者行业。但大多数情况下,医生们会聚焦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领域上。神经外科医生最具挑战和声望的发展方向就是——神经学家。
住院医第四年,我开始在斯坦福一个实验室工作,专攻基本运动神经科学和开发神经修补技术。比方说,该技术可以让一个瘫痪的人通过大脑控制电脑鼠标或机器手臂。实验室的负责人是一位电气工程和神经生物学教授,是第二代的印度裔移民,被大家亲切地称作“V”。
V比我大7岁,但我们处得像兄弟一样。他的实验室在读取大脑信号方面已是世界领先水平,而在他的帮助下,我从事的项目正好相反:将信号写入大脑。毕竟,如果你的机器手臂不知道握酒杯的力度,那会捏碎很多杯子。然而,把信号写入大脑或者“神经调节”远比这个要意义深远得多:我们相信,在实现了对大脑神经活动的控制后,我们能够治疗很多目前无法治愈或难以治疗的神经和精神方面的疾病,包括抑郁症、亨廷顿病、精神分裂症、抽动障碍症、强迫症等举不胜举的疾病。手术被暂且搁置一边,现在我开始研究如何将新技术应用到基因疗法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试验中。
在那里从事研究一年以后,我和V会坐下来进行我们的每周例会,我逐渐喜欢上了这样的聊天。V跟我所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不一样。他说话轻声轻语,对工作人员和实验室的项目非常关心。他经常向我袒露希望自己当一名外科医生。我逐渐认识到,科学工作其实是一项讲政治且竞争异常激烈的工作,走捷径的诱惑力很大。
V总是诚实可信且一点也不爱出风头。大多数科学家会想尽办法在最富盛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让自己名声在外,而V一直秉持的原则是:他唯一的职责就是忠实于科学研究,并且坚定不移地说出来。我从未见到像他这样如此成功又心怀善念的人。V真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楷模。
他坐在我对面,没有一丝笑容,反而看上去有点痛苦。他叹了口气对我说:“我需要你从你专业的角度帮我咨询一下了。”
“没问题。”
“他们说我得了胰腺癌。”
“V,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自己体重在逐渐下降并伴有消化不良。最近做过的一次预防性的CT扫描(现阶段就做扫描其实不是一个通常的程序)显示有个胰腺肿块。我们讨论了下一步的安排:近期很快会做Whipple手术,那手术可不好受(我告诉他,那感觉就像被大卡车撞了);这方面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是谁;疾病对他夫人和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他长期休病假期间,实验室由谁来带领等等。胰腺癌的预后希望渺茫,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对于V而言意味着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说道:“保罗,你觉得我的人生有意义吗?我做的选择对吗?”
我楞住了,一个我视为道德楷模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
V的化疗和放射线治疗过程非常痛苦,但好在治疗成功了。一年后,医院继续从事门诊工作的时候,V重返工作岗位了。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也白了,眼睛里也没有了之前的光芒。在我们最后一次的每周例行沟通中,他说:“你知道的,为了孩子,我什么苦都能吃。我能有今天,过往所有的苦难都值了。”
我们医生是多么不了解病人地狱般的苦难经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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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第六年,医院全职工作的岗位,V实验室的研究只能放在下班后或空闲时进行了。神经外科住院医的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你最亲密的同事而言,就像黑洞一样不为外人所知。有天晚上,一个我很喜欢搭班的护士协助我们做完了一个又长又复杂的手术,大家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她问我:“谢天谢地,明天我终于休息了。你也是吧?”
“哪有哦。”
“那至少可以迟点来或者怎么样的吧?你一般几点钟到?”
“早上6点。”
“天哪,不会吧。”
“是的呢。”
“每天都是?”
“是的,每天!”
“周末也是?”
“哎,别提了。”
住院医圈子里有句谚语:一天很长,一年很短。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工作,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要忙到手术结束。结束的早或迟,部分取决于你的手术够不够麻利。
看一个住院医的外科手术技能好不好,一方面看他的技术,另一方面看他的速度,既不能马虎,又不能拖沓。从你缝合第一个伤口开始,如果因为追求精确而耗费了过多时间,器械护士就会朝你嚷嚷了:“看来我们这儿有个整形科医生啊!”或者说“我懂的套路了:你缝伤口上半部分的时候,下半部分已经自动愈合了。事半功倍,聪明地狠啊!”总住院医师会这样告诫新人:“现在先要学做得‘快’,以后再学做得‘好’。”手术室里,每个人都紧盯着时钟。站在病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关心的是病人已经麻醉多久了,因为如果手术时间过长,神经和肌肉会受到损伤,肾脏也可能坏死;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关心的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下班。
如何能节省时间,我觉得有两种方法,用龟兔赛跑来打比方最合适不过。“兔子”型的医生有多快跑多快,两手动作如飞,器械铛铛作响,不时掉在地上;皮肤如拉窗帘般被切开,骨屑尚未落定,颅骨骨瓣已经在托盘里了。然而结果却是,因为定位不准,开的口子还需要再增加一厘米。相反,“乌龟”型的医生一步步按部就班,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测量两次后再切开伤口,手术过程中没有重复的步骤,精确有序、一步到位。如果“兔子”的小错误很多,不断花时间纠正的话,“乌龟”就胜出了。如果“乌龟”花费了太多时间在计划和测量上,那么“兔子”就是胜者。
手术室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管你是“急先锋”还是“稳中求”,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会使人产生厌倦。然而,外科手术则恰恰相反:因为注意力高度紧张,所以感觉时间过得飞快,2个小时就好像1分钟那么快。缝上最后一针,把伤口处理好之后,才又开始进入正常的时间节奏。你几乎可以听到“呼……的长叹一声,然后就开始盘算病人醒过来还要多久?下一个手术什么时候开始?今晚几点能下班?
直到做完最后一个手术,我才感觉到已经不知不觉过了一天,累得迈不开步。医院前,还得把书面报告写完,实在是累得力不从心了。
就不能等到明天再弄吗?
不可以。
一声叹息。明天地球照转,太阳照常升起,又将是忙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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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总住院医生,几乎所有的责任最后都落在我的身上。成功和失败的几率都比以往大很多。失败的痛苦经历让我懂得,具备出色的技术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只有好心是远远不够的,悲剧和成功之间的差别往往就在于1-2厘米的差别,所以技术对于手术而言至关重要。
有一天,那个几年前因脑癌入院的小男孩马修曾给病房带来过无数欢声笑语,这次又再次入院了,原因是他的下丘脑在上次移除肿瘤的手术中轻微受损。那个曾经可爱的8岁男孩,如今变成了一个12岁的小怪兽。他不停地吃东西,火气很大。他妈妈的两个手臂上都留下了紫色的抓痕。最终,马修被收治入院:因为那1毫米造成的损伤,他变成了一个魔鬼。每一场医院一致认为利大于弊后才会进行,马修这种情况让人非常难过。谁也不愿意去想,马修长到20岁体重磅时,会是什么情形。
还有一天,我把一个电极埋到病人大脑9厘米深的地方,用于治疗他的帕金森颤抖。目标是丘脑底核——大脑深处一个杏仁般大小的组织。它的不同部分控制着人体不同的功能,包括移动、认知能力和情感。在手术室里,我们会打开电流,评估颤抖的情况。我们盯着病人的左手看,一致认为抖动比以前好转很多。
我们跟病人小声确认着他的感受,随后病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困惑:“我感到……难以抑制的伤心。”
“关掉电源!“我说。
“好了,现在那种感觉没有了。”病人说。
“我们再查一下电源和电阻好吧?好了,电源打开了。”
“不,所有的一切……都感觉如此伤感、如此黑暗、等等……”
“快移除电极!”
我们把电极拽出来后再重新插回去,这次向右偏了2厘米。颤抖的症状便随之消失了,病人情况良好,非常感激我们。
有一次晚上,我和神经外科的一位主治医生给一位脑干变形的病人做了一个枕骨下颅骨切除手术。手术本身属于最简单的那种。不过,手术的部位可能是人体最复杂的地方。无论你经验多丰富,进到那个地方绝非易事。但那天晚上,一切相当顺利:手术器械好像长了眼睛,一切操作自如;皮肤、肌肉和骨骼好像自动打开似的。然后,就看到脑干深处有个黄色发亮的凸起部位。突然间,主治医生让我停下来。
“保罗,如果那个地方你切深了2厘米会怎样?”他指着那个部位问道。
于是我脑子里立刻开始搜索神经解剖学书上是怎么说的。
“复视吗?”
“不对。”他说:“是闭锁综合症。”如果多切2厘米,病人除了能眨眼睛之外将彻底瘫痪。他看着显微镜,头也没抬地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第三次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事。”
从事神经外科不仅自己技术要精湛,还要对病人的个体负责。是否进行手术的决定一方面取决于对医生自己能力的评估,另一方面取决于对病人的深入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最在乎什么。人脑的某些部分被视为不可触碰的区域。例如初级皮质运动区,一旦受损,就会导致身体相关部位的瘫痪。大脑皮质层最关键的部位是控制语言的那个区域。它一般位于大脑左侧,被称为韦尔尼克区和布洛卡区,一个用于理解语言,另一个用于生成语言。如果布洛卡区受损了,尽管病人能听懂别人讲话,但却不能说或写;如果韦尔尼克区受损了,病人将无法听懂语言,但仍然可以说话,只是语言是一串相互没有关联的单词、词组和图像,语法也没有语义。如果两个部位都受损了,那么病人就像被丢在了一座孤岛上,永远失去了人性中最核心的部分。如果病人头部受伤或者得了中风导致这两个区域严重受损,医生救活一个人的动力也不大了:如果不能说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这样的病例是一位62岁脑子里长了肿瘤的老先生。我们早上去他病房查房,住院医问他:“麦考斯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
“4、6、1、8、19!”他以一种慈祥老人的口吻回答道。
肿瘤已经影响到他的语言表达,所以他只能说出一连串的数字,但语言的韵律还是有的,也仍能表达感情:微笑、发怒、叹气。他背了另外一串数字,这次背得很急促。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但是这一串数字什么也表达不了,只能听出来他的害怕和愤怒。其他医护人员准备离开病房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决定再等一下。
“14、1、2、8。”他紧握着我的手,恳求道。“14、1、2、8。”
“抱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4、1、2、8。”他悲哀地盯着我的眼睛说。
随即我离开了病房,追赶上一起查房的同事。几个月后,老人去世了,带着那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如果肿瘤或畸形的位置紧邻语言区,外科医生就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例如一系列的扫描片、详细的神经心理学检查等。另外,手术的关键点在于手术要在病人清醒并且说话的状态下进行。颅骨打开后,在切除肿瘤之前,让病人进行不同的语言练习,例如说出物体名字、背诵子母表等等。这时外科医生会手持一个圆尖电极把电流输送到皮质层的一个小区域。当电极把电流发送到皮质层关键部位的时候,病人会“A、B、C、D、E、嗯…嗯、F、G、H、I……”,语言被打乱,话说不清楚。这时对大脑和肿瘤进行造影,确定哪些部分可以安全切除。在此过程中,病人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并且不断说话,说正事或者聊天都行。
一天晚上,在做术前准备工作的时候,我查阅了病人的核磁共振报告,发现肿瘤已经覆盖了整个语言功能区。这就比较麻烦了!医嘱记录里显示,医院的肿瘤专家组(由外科、肿瘤科、放射科和病理科的专家组成)认为手术过于危险。既然这样,为什么外科医生还要做这个手术呢?
我心里有点愤愤不平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对病人说“不”,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病人坐在轮椅上被推进了手术室。他盯着我,指着自己的头说:“我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从我脑子里清理出去。明白吗?”
这时主治医生走进来,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说:“我知道。我刚跟他为这事说了两个小时了,也没用。别纠结了,手术可以开始了?”
整个手术过程中,除了听到病人背字母表、数数字的声音,还听到他一连串的咒骂和祈祷。
“那个该死的东西拿出来了吗?你怎么慢下来了?动作快点啊!哪怕在这里呆一天也没事,只要把它弄出来就行。我是烦不了了,弄出来就行!”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巨大的肿瘤切除,同时也担心着病人以后会发生语言障碍。好在手术过程中病人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肿瘤终于拿出来了,妥妥地放在培养器皿里。
“怎么停下来了,你这个家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拿掉!”
“已经拿出来了,手术做完了。”我说道。
他怎么还能说话呢?从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看,应该不可能说话的啊。而且,还一直骂骂咧咧的,完全不是正常人的状态。不会是肿瘤把脑部的语言接口接错线了吧?
但是,颅骨不会自动愈合。明天我们会再想想怎么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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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达到了住院医岗位的顶峰,完全掌握了它的核心技术,研究方面也获得了多个最高奖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作邀请函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斯坦福的一个空缺职位非常适合我——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学家,主攻神经调节技术。我的一位下级住院医生找到我说:“听领导们说,如果你被录取了,以后你就是我老板啦!”
“嘘……,话可别说得太早。”我说。
我觉得,原本各自独立的生物学、道德、生命和死亡,这一切最终都会汇集交织于一个系统,即使那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体系,也会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其中自有我自己的主张。医生责任重大,接触的病人正处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阶段。在这个真正考验人的时刻,病人的生命和人身的尊严正处于危险当中。此时,医生的职责在于知道病人为什么而活,要么想尽办法拯救它们,要么知道回天乏术,平静地接受死亡。具备这个能力需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同时又能扛得住负疚感和别人的指责。
有一天,我正在参加圣迭哥一个大会,这时手机响了,是我的住院医同事维多利亚。
“保罗吗?”
情况有点不对头。我的胃部开始紧张起来。
“怎么了?”我说。
一阵沉寂。
“维多利亚,你有什么事吗?”
“不是,是杰夫。他自杀了。”
“什么?!”
杰夫在中西部工作,快要成为外科研究员了。我们都忙得要命,很久没联络了。我试着回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嗯……很明显,他的处境看起来相当不容易。他的病人死了。昨天晚上,他爬到楼顶跳楼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我想问她一个问题,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想象那犹如排山倒海之势的负疚感,像腾起的巨浪,将他从那座楼的楼顶卷起,又狠狠地抛下。
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医院的大门;我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同情彼此;我希望我能把我对生命的意义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告诉杰夫,只为能听听他的真知灼见。人终有一死,如同生活、呼吸、新陈代谢一样,都是我们的宿命。大多数人在被动、顺从中度过一生,直到死亡。这也会发生在你、我和我们身边人身上。但是杰夫和我受训多年,知道如何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死亡并与之抗争,就像雅各布与天使角力那样,从而更加清楚生命的意义。我们肩负着对病人生命重任。即使你很完美,但是世界不完美;也许看起来病人的生命和人身尊严一切尽在我们掌控,然而死亡却总是最后的赢家。微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知道处境越来越难,失败也在所难免,手指和判断也会失误,但是你还是会拼劲全力抢救病人。虽然你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你要相信你就在一条渐近线上,为了不断趋近完美而不懈努力。
第二部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要编写一手册,收录各种各样的死亡并加上这样的评论:教别人如何死,同时也要教别人如何活。
——米歇尔·蒙田《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去》
医院的病床上,俩人都哭了。CT扫描的图像还在电脑屏幕上亮着。医生——我的身份——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癌症已经侵入了多个器官,诊断结果已经非常明确了。房间里很安静。露西跟我说,她爱我。“我不想死。”我说。我让他改嫁,因为我不忍心她今后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过。我跟露西说我们要立刻重新安排我们的按揭贷款,于是我们开始给亲戚打电话。这时,维多利亚路过病房,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扫描片以及将来可能的治疗方案。就在她帮我收拾东西准备回住院部的时候,我把她拦住了。
“维多利亚,医院做医生了。对吗?
我生命中的一个篇章结束了。可能,整本书也快关上了。我不仅不再是别人人生转折中那位提供帮助的“牧师”,而且发现自己正是一只困惑迷失的羔羊。恶疾不止改变命运,而是摧毁命运。与顿悟不同——顿悟如一道闪过的光芒让你看清重要的东西,恶疾则像是有人炸毁了你前面的路。现在我得自己想办法救赎自己了。
我的弟弟吉旺来到我的床边,对我说:“你已经够成功了。你知道吗?”
我叹了口气。虽然他是好心安慰我,但言辞却苍白无力。我一直都在积蓄自己的潜力,现在看来,这样的潜力也无用武之地了。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跟自己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
我现在身体虚弱,憧憬的未来和个人的荣耀一下子垮台了。肺癌已经确诊了,我精心规划和努力拼搏的未来,现已不复存在。像我的病人一样,我也面临着生存的窘境。死亡,这个工作中再熟悉不过的情形,这次轮到了我自己。现在,跟死神终于面对面了,它跟现实中有些不一样。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原本应该看到的是我的病人们所走过的路,并沿着那条路一直走下去。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片广袤、刺眼的沙漠不毛之地,仿佛一场沙漠风暴将所有熟悉的东西一扫而空。
太阳快落山了。明天早上会出院,跟肿瘤科的预约是在本周下半周。护士告诉我肿瘤科医生晚上下班接孩子前,会先到病房来看我。医生叫艾玛·海沃德,她想在正式的查房前过来问候我一下。我对艾玛的了解不多——我治疗过她的几个病人,只是点头之交而已。露西坐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手,房间里还有我的父母和兄弟,大家都很安静。门开了,艾玛医生穿着白大褂走了进来。看起来虽然忙了一天有些疲惫,但她依然笑容亲切,后面跟着她的同事和一个住院医。艾玛只比我大几岁,一头长黑发,跟其他与死亡经常打交道的医生一样,头发灰白了不少。她拉过椅子坐了下来。
“你好,我是艾玛。抱歉今天来的匆忙,我想先过来看看,大家认识一下。”
我伸出缠满输液管的胳膊,跟她握了握手。
“谢谢你过来。”我说:“我知道你还得去接孩子。这是我家里人。”她跟露西、我父母和兄弟点了点头。
“听说了你的事,心里很难过。”她说:“大家今后这几天会有很多时间讨论病情。我已经开始安排了,让化验室对你的肿瘤样本进行了检测,然后制定治疗方案。可能是用化疗,但也不一定,要看检测结果的情况。”
18个月前,我得了阑尾炎住院。那时候医生们没把我当病人,而是当作同事,好像我在给自己看病似的。我希望现在也是这样。“现在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早。”我说道:“不过,我还是想问问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的情况。”
“不不,绝对没到那个时候。”她说。
一阵短暂的沉寂。她竟然敢不告诉我!医生需要知道这些信息来做出病情的预期。我有权知道这些。
“我们以后再谈治疗方案。”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谈回去工作的事。传统的化疗组合含有铂化物、培美曲塞,可能还有一些阿瓦斯汀,但是患上周围神经病变的风险很大。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以卡铂来替换铂化物,这样能更好地保护你的神经,因为你是一名外科医生。”
回去工作?她在说什么呢?得幻想症了吗?难道我对预后的判断完全错误了?如果对生存期没有一个实际的预估,谈别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几天前刚被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现在又开始坎坷不安起来。
“细节我们以后再讨论。我知道要了解的情况还真不少。只是想在我们周四预约前先跟你见个面。除了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或回答的吗?””她接着问道。
“没有了。非常感谢你能来一趟,感激不尽呢!”我说,脑袋里晕乎乎的。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门诊的电话。我们两天后见,在这之前如果有什么问题,可随时电话我。”
我的亲朋好友立刻开始在医疗圈里打听美国最好的肺癌肿瘤学家。休斯顿和纽约有几个大型的癌症治疗中心,我会在那里接受治疗吗?搬家或是短期居住的物资运送问题,以及那边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些问题以后可以想办法解决。打听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基本意见一致:艾玛是世界著名的肿瘤学家;她在一家国家重点癌症顾问委员会担任肺癌专家;她不仅是最优秀的医生之一,而且被公认为极富同情心,知道什么时候该推进,什么时候该暂缓,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我简要回顾了自己过往的经历:我先通过电脑自动匹配安排在这里进行住院医实习,接着被诊断出得了疾病,然后由最优秀医生中的其中一个给我治疗。
卧床休息了一个礼拜之后,癌症还在不断地恶化,我明显更加虚弱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也很大。上床、下床、上厕所已不再是一个自动皮质下运动程序,而是一个费力又费事的动作。理疗师给我开了一个物品清单,方便回家后使用:一副拐杖、一个改造过的座便器、几个休息时用于腿部支撑的泡沫块,还有一堆新的止疼药。医院的时候,我在想,六天前我还能在手术室里一连工作36小时,难道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其实另有隐情。那36个小时我是在用了一些小“伎俩”,在同事们的帮忙下才熬过来的。尽管如此,当时还是非常疼痛难忍。CT扫描片以及化验室的检查结果都显示病情和身体状况都很糟糕,可能活不长了。我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是不是今后就不能再担负治病救人、行业贡献和追求真善的使命了?我想是的。这就如同是一对矛盾:一个跑者刚越过终点还没来及庆祝便轰然倒下。没有了救死扶伤使命感作为持续的动力,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
如果病人的病情奇特,我一般会咨询相关科室的专家并阅读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现在轮到自己身上了,我也同样阅读了化疗方面的文献。化疗中会用到多种药剂并使用大量现代创新技术,针对某些特定的突变进行治疗。读着读着,一连串的问题不断涌现,以前学的知识完全不够用了。(亚历山大·蒲柏说过:“学识浅薄是件危险的事。要深入吮饮,不然就尝不到知识源泉的甘霖。”)如果这方面的医学知识不够,我在这个新的信息时代便无法立足,也无法在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上找到自己的点。于是,只好眼巴巴地等着下次的门诊检查。
不过,大多数时间我是在休息的。
我静静地坐着,手捧一张我和露西在医学院时拍的照片。那时我们一起舞蹈,一起欢笑;令人伤感的是,他们原本还在一起规划着将来的生活,却全然不知也从未想到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我朋友萝莉在有了未婚夫之后不幸死于车祸,是不是比我们更加不幸?
从医生到病人,这一转变让我的家人要做一系列生活上的改变和安排。我们在一家邮购药店设立了账号,下单购买了床栏,添置了一个人体工学床垫以帮助减轻背部的剧烈疼痛。我们前几天办理的理财计划是基于明年我薪资增长六倍而定的,但现在看来就说不准了,而且有必要办理几种金融产品来保障露西。我父亲强调,这些安排是对疾病的妥协。他说我一定能战胜病魔,治愈康复。曾有多少次我听过病人家属也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好,现在对于自己的父亲,我依然无以言对。
故事难道还有其他的结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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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和露西一起去门诊见艾玛,我父母则在等候室里踱来踱去地等消息。医疗助理给我量了主要体征数据。艾玛和她的护师非常准时,她拉过一把椅子,跟我们面对面地坐下。
“你们好啊,我们又见面了。这位是阿丽克西斯,我的得力助手。”她指了指坐在电脑旁做记录的护师。“我们要谈的很多,先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整体来说还行,就当是享受‘假期’吧。你呢?”我说道。
她稍微顿了一下说“我很好。”病人一般不会主动问医生好不好的,不过艾玛是同事,这么问也说得过去。“我这个礼拜在住院部,这个你懂的。”她笑着说。我和露西当然明白。门诊的专家会定期到住院部轮转,每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还得到住院部再干上几个小时。
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开始轻松地讨论起肺癌研究领域的进展。她说,现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传统的化疗法,通常针对那些快速分裂的细胞——主要是癌细胞,但也会影响骨髓、毛囊、肠等里面的细胞。艾玛介绍了一些数据和方案,像给另一位教授授课似的,但唯独没有提及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另一条路是新疗法,只针对癌细胞中特定的分子缺陷进行靶向治疗。我以前听说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它在癌症研究的领域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很惊讶地得知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看起来这些新疗法在“部分”病人身上能起到延长生命的作用。
“大部分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你有PI3K突变,但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最常见的那种基因突变检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检查的结果还没出来。我估计你应该属于这一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做化疗,而是服用一种叫Tarceva的药丸。那份报告明天周五应该可以出来。你现在病情比较重,考虑到EGFR检查结果有可能是阴性,所以我先给你制定了一个下周一开始的化疗计划。”
听罢,我立刻有种共鸣的亲切感。我从事神经外科也正是用这样的方法,任何情况都有ABC三套方案。
“如果进行化疗,我们的意见是用卡铂,不用铂化物。一些独立研究显示,卡铂的人体耐受度更高一些。尽管目前的数据是老数据,也没有两者在现代化疗疗法中的直接比较,但铂化物的潜在疗效会更好一些,可是其毒性较大,特别是对神经系统有伤害。你的意见呢?”
“我倒不太担心如何保护我这双做手术的手。以后我能做的事有很多。即使失去了双手,我也能找个其他工作,或者不工作也可以,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的。”我说道。
她停顿了一下,说:“我问你一个问题:给病人做手术对你很重要吗?这就是你想做的事?”
“嗯,是啊,我奋斗了一生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就是为了这个嘛。”
“好的,那么我们建议还是使用卡铂。我认为它不会改变你的生存状态,但是它可以明显提高你的生活质量。还有其他问题吗?”
看起来她已经把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说得很清楚了。我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也许我还有可能重操手术刀。这下我心里稍稍舒坦一些了。
“那我能抽烟吗?”我开玩笑地说。
露西笑起来了,艾玛转动着眼珠。
“不可以。还有其他什么正经问题吗?”
“卡普兰-梅耶。”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她说道。
我不明白她为何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毕竟我是医生,熟悉这些数据统计,我自己也能查的……看来我确实得自己查了。
“好吧,都很清楚了,我没其他问题了。等明天的EGFR报告。如果结果为阳性,就开始服用Tarceva药丸。如果为阴性,那就从周一开始做化疗。”我说。
“是的。另外,我需要说明一点:现在我是你的医生。如有任何疑问,不管是初级护理或是其他什么问题,请你先来找我们。”
再一次产生共鸣。
“谢谢!祝你在住院部一切顺利。”我说道。
她刚离开房间就又把头探进来说:“还有个途径,当然你完全可以不接受。有一些肺癌基金筹款人应该很想跟你谈谈。你不必现在就回答——现在先想想,感兴趣的话就告诉阿丽克西斯。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
我们结束离开的时候,露西对我说:‘’她人不错,由她来负责挺好的。尽管……”露西笑着接着说:“我感觉她挺喜欢你。”
“你的意思是?”
“有研究显示,医生对于病人有好感的时候,做出的病情预后会很不准。”
“呵呵,这一点你根本不用担心啦。”我笑着说。
我意识到自己与死亡是如此接近。可以说这没改变什么,也可以说它改变了一切。在被诊断出癌症前,我知道自己迟早会死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得知诊断结果之后,还是一样的,知道自己迟早会死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现在我恍然大悟了。这其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死亡的问题如果没搞明白,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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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病情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至少现在我已有了足够的数据可以在文献中查询了。尽管未必精确,但总体来说,有EGFR突变的病人看起来可以比平均值多活一年左右,也有长期存活的可能性;没有EGFR突变的病人,有80%的可能性会在两年内死亡。看来我需要做好下一步的安排了。
第二天,我和露西去了精子库保存配子。这些年我们一直打算等到我住院医结束后要个孩子,但是现在……治疗癌症的药物对精子会有什么影响尚未可知,所以为了能有个孩子,我们得在我接受治疗前先把精子冷冻起来。一位年轻的女士为我们办理了付款、存储方式和所有权法律文书等一系列手续。她的办公桌上摆着很多彩色宣传册,讲的是年轻的癌症患者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有即兴表演、清唱、自娱自乐等等。我很羡慕他们能这么开心愉悦。从统计学上来说,我知道他们得的癌症很有可能是高治愈性那种,对寿命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36岁得肺癌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1.2!当然,所有的癌症患者都是不幸的,有的癌症严重性低,有的严重性高。如果你碰到了后者,就自认倒霉吧。那位女士问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去世了,谁将是精子的合法拥有者。这时,泪水顺着露西的面颊流了下来。
“Hope(希望)”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中是在一千年前,表示信心和渴望的意思。我渴望生命,但对此我却没有信心,死亡倒是肯定的。那么,我说的“希望”不是“为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保留一些期许”的意思。医学统计不仅统计“平均存活期”这样的数据,还用置信级、置信区间和置信界等工具来测算数据的可信度。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虽然从统计学上看不可能,但仍然对一个看似合理的结果抱有期许——即存活期刚好高过95%的置信区间”。这是否就是“希望”的含义所在?我们能否在现实工作中把卡普兰-迈耶曲线划分为“失败”、“悲观”、“合理”、“希望”,再到“妄想”等几个区间?数字仅仅是数字,但我们不是总寄“希望”于每个病人的存活期都高于平均值吗?
生病之后,我对统计学的认识立刻有了改变。
做住院医的时候,我跟无数病人和家属讨论过无情的预后问题。这是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一位94岁的老人到了失智症的晚期并伴有严重脑出血,那问题倒还简单。但如果是像我这样的36岁癌症晚期患者,就不知道该如何措辞是好了。
医生不向病人说出具体的预后,不仅仅因为他们不知道。毋庸置疑,如果一个病人的臆想完全不可能实现——例如,有人期望活到岁,或者有人看到自己的良性皮肤斑点,预感离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医生就有责任让病人明白他们的那些臆想是不切实际的。病人不需要知道医生们掌握的那些科学知识,他们需要的是能感受到自己实实在在地活着。如果对于统计数据讲得过于深入,反倒像给一个口渴的人喂盐水。你永远无法医治他们面对死亡时的恐惧。
刚从精子库回到家,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告知我确实有可治愈的突变(EGFR)。谢天谢地,不用做化疗,服用Tarceva这种白色小药丸就行了。很快,我开始感觉比以前强壮了一些。尽管我无法确切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我能感受到一丝希望。包围着我的迷雾往后退缩了一点点,露出了一片蔚蓝的天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食欲恢复了,体重也上来了一点。脸上长了严重的痤疮,这是人体良性反应时的典型症状。露西一直很喜欢我光滑的皮肤,但是现在却长了斑斑点点的痘痕。因为用了血液稀释剂,皮肤还在不停地流血。反正原来我身上被认为英俊的地方正在被慢慢地抹去——然而,平心而论,只要能活着,丑就丑一点吧。露西说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我的皮肤,就算有痤疮也无所谓。可是,我知道我们展现给别人的形象不仅仅源自我们的思想,还与我们的行为有关。热爱远足、露营和跑步,以熊抱来表达爱意,把侄女抛向空中逗得她咯咯笑,过去的那个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多只能希望能再那样吧。
我跟艾玛每两周预约一次。在第一次预约时,我们讨论了治疗方面的问题(如“皮疹的情况”),也谈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对癌症患者的传统话术是——人该退一步时就别硬撑着,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家人,让自己的身体放松放松,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很多人一旦诊断得了癌症,就完全辞去了工作。另一种人则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这两种方式都没问题。”她说。
“我给自己过去这40年总结了一下——第一个20年做了一名神经科学家,过去的20年做了一名作家。现在我可能要进入我人生的最后一个20年,我不知道这个20年我该追求什么?”
“嗯,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只能说如果你确实很想回到手术室继续工作,你可以回去,不过你要想清楚什么对你最重要。”
“如果我能知道我还能活多久,那就好办了。如果还剩2年,我就做个作家。如果还剩10天,我就回去做手术和搞研究了。”
“你知道我给不了你具体数字的。”
是的,我知道的。正如她经常反复说的,得靠我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我有点妥协了:好的、没问题,我也从不告诉病人具体的数字,但我心里有数病人病情会如何发展。在做生死抉择的时候,我还考虑了哪些其他因素?于是我回忆起我犯过的一次错:有一次我建议过一对夫妇移除其儿子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可是两年后这对夫妇找到我,还给我播放了一段TouTube上的视频,视频中他们的儿子在弹钢琴、分发纸杯蛋糕,向我表达了救命之恩。
除了肿瘤科的门诊预约,我还预约了其他几位医疗保健师的项目。肿瘤科预约是其中最重要的预约之一。在露西的坚持下,我接受了几位治疗师提供的专门针对癌症患者的治疗。她办公室里没有窗户,我和露西并排坐着,详细叙述了我们目前的生活:现在和将来已被癌症弄得四分五裂,对于未来我们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楚,很难规划今后的生活,但我们会彼此相依相伴地走下去。事实上,癌症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嗯,你们比我见过的其他人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治疗师在第一次疗程结束时说。“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们什么建议了。”
走出治疗室的时候,我笑了,至少我在某些方面又干得相当不错。多年与绝症病人打交道最终有些收获。我转过头看露西,以为她也会笑得开心。谁知她在摇头。
“你还不明白吗?”露西握着我的手说道:“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到最好了,那就是说最好的情形也不过如此了。”
如果死亡的阴霾不见散去,是否我们对它又会有更深的了解?
当我被诊断出患了绝症的时候,我开始从医生和病人这两个角度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能宣扬“我要打赢抗癌这场战争!”或者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应该问:为什么不是我?)我熟知医疗护理、并发症和治疗方法。从我的肿瘤医生和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很快发现四级肺癌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就像八十年代的艾滋病一样:仍然是一个会快速死亡的疾病,但是随着新疗法的出现,在历史上可首次增加若干年的存活时间。
当我是一名医生和科学家时,我所接受的训练能够帮助我处理数据并接受数据所揭示的的预后区间。但是,当我是一名病人时,这就帮不上忙了。它不能告诉我和露西,我们是否得要个孩子,或者告诉我们,当我的生命逐渐暗淡之时,哺育一个新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它也没能告诉我,是否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奋斗,是否要确定实现那个苦心追求多年但不知何时才能达到的梦想。
跟我的病人一样,我也得面对自己的死亡并试图明白活着的意义。这方面我非常需要艾玛的帮助。兼具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角色,我苦心钻研医学并转向文学寻找答案。当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我努力对过去的生活进行重塑——或者去发现一个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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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中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花在认知疗法上,而是在理疗上。过去,我几乎给每个病人都安排过理疗。现在我才惊讶地发现理疗的难度有多大。作为一名医生,你知道生病是怎么回事。但是,只有当自己亲身经历过了,你才会真正懂得,就像谈恋爱、生孩子一样。作为病人,你也不大会感激那一大堆医学报告或是其他一些小事情。例如,做静脉注射时,护士给你注入药剂的时候,你可以试尝一下盐的味道。有人告诉我每个人都可以的,但是从医11年了,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做理疗时,我还不能举重物,只能练习抬腿,非常费劲也蛮难堪的。大脑一切正常,只是感觉身体跟以前不同了。曾经能跑半程马拉松的那个我已经成了久远的回忆,而现在变得弱不禁风,形象气质改变很大。严重的背痛、疲惫不堪和恶心反胃都会损害你的形象。我的健身教练凯伦问我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定了两个:骑自行车和跑步。看着身体如此虚弱不堪,是时候下定决心振奋起来了。我日复一日地坚持锻炼,每一点点力气的增加都让我感到情形在好转,前方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我开始增加锻炼频次和练习时间并加大重量,直到把自己练到快要吐为止。两周后,我已经能够一连坐上30分钟都不嫌累,也能跟朋友们一起外出用餐了。
一天下午,我和露西开车去加拿大路,那是我们最喜爱的骑自行车的地方。(我们通常是骑自行车去。在好胜心的驱使下,我想再骑远一些。可是,我体格偏轻,看着那山路只得望而却步)我歪歪倒倒地努力骑了6英里,跟去年夏天轻松30英里比起来,实在是天壤之别,但至少我在车上还能保持平衡。
这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呢?
我开始期待着与艾玛见面。在她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我才是真正的自己。出了她的办公室,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前我是一名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和科学家。但是,现在我不工作了,也就没有了那种自豪感。因为身体虚弱,在家里对于露西来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生活中只要是关于我的语句,我都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从主动变成了被动。“Patient(病人)”这个词在十四世纪的哲学里,意思是“一个动作的对象”。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对象。作为一名医生,我是一个作用力,一个动因;作为一个病人,我只是事物发生的对象而已。但是在艾玛的办公室,我和露西可以开玩笑、彼此说着医生的行话、自由谈论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共同规划今后的人生。两个月过去了,艾玛对我的预后一直不明说。每次只要我提到一个数据,艾玛就会断然拒绝回应并且提醒我要多专注自己的价值观。尽管对此有些微词,但我觉得自己至少是个人物,而不是用来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物体(即所有的顺序都趋向于熵,衰减)。
身处死亡的危险境地,我们需要快刀斩乱麻,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迅速做出决断。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和露西是否应该要个孩子?尽管在我住院医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有点紧张,但是我们还是深爱着彼此。我们的关系仍然意义深远,有着相同的关切。如果说人际关系奠定了人生意义的基础,那么养育孩子则给这个意义添加了一个新维度。生孩子这个想法我们已经考虑很久了,一种本能促使着我们仍然要进行下去,其实也只不过家里餐桌多备一把椅子罢了。
我们俩都渴望有个孩子,但同时也在为彼此着想。露西希望我能多活几年,但是了解了我的预后之后,她觉得要不要孩子还是应该取决于我的意见。
有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露西问我:“你最害怕或者最伤心的事是什么?”
“见不到你。”我对她说。
我知道有个孩子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欢乐,也不愿想象我死后露西失去丈夫、无儿无女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认为最终的决定应该由露西来做:毕竟她得愿意今后独自抚养孩子;当我病情加重后,她还要同时照顾我和孩子。
“有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所有的时间和重心都得放在孩子身上了?你不觉得向自己的孩子告别的感觉非常痛苦吗?”她问道。
“那样岂不是更好吗?”我说。我和露西都认为人生在世的痛苦逃是逃不掉的。
若干年前,我知道达尔文和尼采都认同一点:有机物的典型特征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从其他方面来描述人生,无疑像画虎不画条纹,没抓住核心。过去这么多年在工作中与死亡打交道,我逐渐明白轻而易举地死去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束生命的方式。我和家人认真商量后,他们都表示赞成并衷心地祝福我们。我们决定要个孩子,继续生活下去,而不是仍由死亡摆布。
由于我在接受药物治疗,人工辅助受孕看起来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去帕洛阿尔托拜访了一位生殖内分泌学方面的专家。她工作高效也很专业,但是在对于患有晚期绝症的不孕患者方面,显然经验非常匮乏。她眼睛盯着黑板滔滔不绝地问:“你们已经努力怀孕多久了?”
“嗯,我们还没开始试呢。”
“哦,是的。当然。”
最后她问道:“根据你的情况,我想你们是打算尽快怀孕是吧?”
“是的,我们想马上就怀上。”
“那么我建议还是做试管受精吧。”她说。
我们希望生成和销毁的胚胎数量越少越好,对此她表现出了一丝不解。大多数人到这里来的人都希望能留下来的越多越好,而我却不想在我死后,露西要让那六个胚胎——我们俩的共同基因,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存在形式——一直被丢在冷冻室的某个地方,既感受不到它的完整人性,销毁它们又非常于心不忍。没人知道该与这些人工制造产品如何相处。在做了几次子宫内受精的尝试之后,确定我们需要使用一种更高级的技术:先在试管里生成几个胚胎,然后把最健康的那个植入到子宫里,其他的胚胎会自然死去。即使在创造新生命的过程中,也有死亡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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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六周的治疗以后,我做了第一次CT检查来评估Tarceva的药效。当我从CT室迫不及待地出来时,CT室的工作人员看着我说:“医生,其实不应该由我来说检查结果。不过,那边有台电脑,你可以自己上去查询一下。”我把图像摆放到检视器上,并输入了自己的名字。
有痤疮反而是个好现象。尽管仍然会背痛、乏力,但力气也以前大了。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艾玛说过的那些话:即使肿瘤长大了一点点,只要是小肿瘤,那就是胜利。(当然我父亲之前就预言过癌症会治好的。“片子一定没问题,小家伙!”,父亲称呼着我的小名强调说。)我反复告诉自己,即使是长大了一点点也是好消息。深吸一口气,点击鼠标,图像跃然屏幕之上。以前肺部遍布数不清的肿瘤,现在除了肺叶右上方有个1厘米的结节以外,肺部成像都是清晰可见的。能看得出脊柱也开始康复了。肿瘤有了明显的戏剧化的好转。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癌症终于稳定住了。
第二天见到艾玛的时候,她仍然拒绝谈论预后。不过,她说:“你现在情况不错,我们以后可以每隔六周见一次面。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病情的走向。”我感觉过去几个月过得一团乱麻。现在稍许缓和了一些,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又对未来抱有了信心。
那个周末,当地正好有一个斯坦福神经外科毕业生的校友会。我期待着在活动中能重新找回自己。然而,到了那儿以后,反而更加衬托出现在的生活与别人的反差是何等之大。周围听到和见到的都是“成功”、“机会”和“雄心壮志”。我和那些同事和上级医生已经不在一个事业轨道上了,他们仍然能够忍受住一连八个小时的手术。一切就像圣诞颂歌中的剧情反转:维多利亚打开了礼物盒,他们有奖金、工作机会和发表的期刊,这些本来也应该有我一份。那些上级医生们个个前程似锦,早早就获得了业内奖项、升职和新房,而这一切都与我无缘了。
没有人问起我的打算,幸好没有,因为我也确实没什么打算。我现在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但仍有瘫痪的担心: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继续向前走的话,能走多久?现在已力不从心了,当科学家,老师,或是生物伦理学家吗?还是像艾玛说的,继续从事神经外科?做家庭妇男,或是作家?我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呢?当医生的时候,有些病人的重病足以改变他们的人生。我对这些病人的处境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希望跟他们一起想办法共同面对。如果一个年轻人一直想弄明白死亡到底是什么,那么一场绝症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亲身体验的机会吗?想弄清楚一件事,亲身经历比什么都强。但是,我没想到经历这一切是多么的难,有多少坎坎坷坷要经历和翻越。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根铁轨严丝合缝地焊在一起,让病人能够顺利走完人生旅程。没想到,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变得如此错乱不堪。我想起了那个“在灵魂的作坊里打造我辈所不曾有的内心世界。”的年轻时的我。而现在,审视起自己的灵魂,我才发觉工具单薄,火力太弱,根本无法塑造起自己的内心。
迷失于死亡的荒野之中,在大量的科学研究、细胞内分子通讯管道以及多得数不清的生存期统计曲线中,我根本找不到有帮助的信息。于是,我又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了,其中有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B.S.约翰逊的《不幸》、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纳吉尔的《意识与宇宙》、以及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的作品,还有癌症病人写的回忆录等。总之,任何人写过的有关死亡的书我都看。我正在搜寻描写死亡的词汇,重新定义自我并慢慢前行。有亲身感受的好处在于不必再在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中寻找答案。现在我有了切身感受,就可以把它们转化为语言文字。海明威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先获得丰富的经历,然后找个地方认真思考,最后把它们写出来。我也需要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
所以,那段时间我是在文学作品的陪伴下度过的。未来变得越来越渺茫,无论我做什么,死亡一直如影随形,阻碍着我的前进。我还记得以前整个人焦虑不安的时候,前面看似汪洋大海般不可逾越,但后来不也向我投降了,在我面前让出一条路来?我在疼痛中醒来,面对新的一天——除了吃早餐,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我估计我坚持不下去了。这时立刻有一种不同的声音响起来,念的是塞缪尔·贝克特说过的七个字,这些话我在本科时候就学过:要坚持下去。我从床上起来,向前迈了一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句话:“走不动也偏要走。”
就在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加紧返回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我。因为我可以活得不一样。尽管死神看起来像一个趾高气昂的频繁访客,但是我坚信,虽然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但只要一天还在,就得认真地活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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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六周里,我调整了理疗方案,为了今后操作手术,着重加强这方面的力量训练,包括长时间的站立、显微镜下操作小物体、手掌向下放置椎弓根钉。
第二次的CT扫描结果出来了,肿瘤略微缩小了一些。艾玛在跟我一起看图片影像时说:“我不知道你能活多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在你之前的那个病人,已经服用了Tarceva七年,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我们对治疗效果满意之前,你还得继续疗程。不过,看你现在的情况,活10年应该是有可能的。也许到不了10年,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这就是预后,不,应该说是一纸证明。证明我回神经外科、回到从前生活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方面,我为自己能有10年的时间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希望艾玛能说:“回神经外科的想法太疯狂,还是找点简单的事干吧。”我惊讶地发现,不管怎样,过去几个月有一个好处:不必承受神经外科的巨大工作压力。我有点不想再那么累了。神经外科的工作确实难度极大,如果不回去,没人会责怪我。(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内心的召唤。是,永远是。你不能把它单纯看成一项工作,否则那将是世间最糟糕的工作之一。)我的几个教授反对我回去的想法:“你难道不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吗?”(“难道”这词是啥意思?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神圣。)我和露西来到山顶上,硅谷的地标、上一代生物医药和技术革新公司的招牌,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尽管如此,想再次拿起手术刀的渴望依然非常强烈。道德责任是有份量的,每个有份量的物体都有重量。所以,担负道德责任的使命感将我重新拽回了手术室。露西也完全支持我的想法。
我给项目主任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准备回归了。他听了很是激动。我跟维多利亚商量了帮助我重新熟悉情况并融入工作节奏的最佳方案。我要求能有一个住院医同事随时作为我的后备人员,以防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另外,我每天只能做一例手术;出了手术室以后,病人的情况我就没办法管了,也不能随时待命。总之,先稳步进行为好。手术排班表出来了,我要做一个颞叶切除手术,这是我喜欢做的手术之一。通常来说,癫痫是由位于颞叶内部深处坏掉的海马体导致的。把海马体拿掉就可以治愈癫痫,但是手术非常复杂,需要非常小心地把海马体从脑膜上切除。脑膜紧靠脑干,是包裹在大脑上的一个纤薄透明的组织。
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我认真研读了外科教科书,复习解剖和手术的步骤。晚上睡也睡不踏实,还在琢磨头部的角度如何,颅骨上要用到什么锯子,颞叶被切除后脑膜反射光线的情况怎样。早上起床后,套了一件T恤,打上领带就上班去了。(之医院,所以已经把所有的医生工作服都退还了。)医院,时隔18个星期,再次穿上了亲切的蓝色手术袍。我跟病人聊了几句,确定他没有临时想问的问题后,我们便开始做术前准备。病人插管已就位,我和主治医生也完成了消毒,手术准备就绪。我先用手术刀切开耳朵正上方的皮肤,动作比较慢,这样可以确保没有遗漏,不发生失误。然后,用电烙器把切口切得深及骨头,再用钩子把皮瓣提起。一切都是熟悉的操作,肌肉记忆起作用了。接着,用钻头在颅骨上钻了三个洞,主治医师则在旁边对着钻头喷水,给钻头降温。然后,用开颅器——一种侧面切割的钻头,将洞连接起来,于是这一大块头骨便与周围分离开了。随着咔嚓一声,我把骨头撬了下来,里面就是银色的硬脑膜。看到硬脑膜没被钻头伤到,我心里暗自高兴,这可是新人常犯的失误。之后,我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硬脑膜切开,但注意不伤害到里面的脑组织。再次成功!现在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我用细针把硬脑膜固定住,不让它妨碍手术的进行。大脑在里面轻轻地跳动着,反射着亮光。粗大的大脑侧静脉从颞叶的顶部穿过,完好无损。再往里去,就是我非常熟悉的粉色脑回组织了。
突然间,我的视线模糊了。我放下手术器械,往后倒退几步从手术台上下来了。眼前一片漆黑,刚刚感受到阳光的照射没多久便又笼罩在黑暗之中了。
我对主治医生说:“抱歉,有点头晕,躺一会儿。我住院医小兄弟杰克,会接手完成手术。”
杰克很快赶到后,我随即离开了手术室。我躺在医生休息室的沙发上,喝了些橙汁,20分钟后,感觉好多了。“肯定是神经心脏性晕厥。”我自言自语道。也就是自主神经系统短暂关闭了心脏供血,或者是通常会发生在新手身上的神经紧张。我没想到回归手术室会是这种情形。我去更衣室换下脏工作服,换上自己的便装。出门的时候,还拿了几件干净的制服。我告诉自己明天肯定会好起来。
确实是的。每天的病例都是我所熟悉的,只不过动作比以前稍微慢一点而已。第三天,我在做一个切除脊椎退变椎间盘的手术的时候,看着这个凸起的椎间盘,我竟然想不起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在一旁督导的同事建议用修骨钳一点一点地切掉。
“是的,我知道一般是这样做。”我咕哝道:“不过,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苦思冥想了20分钟,回忆以前学过的那个更好的操作方法。轮到做下一个脊椎级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
“Cobb剥离器!”我喊道:“骨锤、枪式咬骨钳。”
只花了30秒就把整个椎间盘切除了。“我就是这么干的。”我说。
之后的几个星期,我的体力持续好转,手术的流畅度和技术也进一步提高。双手可以再次稳妥得操作仅有亚毫米细的血管,手指也灵活如初了。一个月以后,我已经可以全负荷地进行工作了。
我只专注于手术,把行政工作、医疗看护、晚上和周末的备班交给了维多利亚和其他高级住院医生。那些技能我早已掌握,只有在复杂的手术中发挥自己的精细技术,才能从中找到成就感。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筋疲力尽,肌肉酸痛,而且恢复地很慢。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点也不愉悦。以前做手术时那种本能的愉悦感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得时刻注意如何克服恶心、疼痛和疲惫。每晚一回到家,我要先吞下一大把止疼药,然后爬上床,躺在露西身边。她已回单位正常上班了,现在正是怀孕的头三个月。预产期在6月份,那时我正好会结束住院医的工作。孩子在植入体内之前还是囊胚的时候,我们给她照了一张照片。(我对露西说,“她有你的细胞膜。”)然而,我要回到原来工作轨道上的决心依旧。
癌症确诊后6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扫描,结果显示病情已经稳定。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机会。癌症已经得到控制,我也许还能再干几年。看起来,我多年为之努力的职业生涯,在患病后一度成了奢望,现在又开始有了转机。我似乎听到了胜利的战鼓正在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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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艾玛那儿复诊的那一次,我们谈了人生和我的将来。我想起亨利·亚当斯曾经比较过内燃机的科学力量和圣母玛利亚的力量。科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轮到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了。两者均在医生的掌控之中。斯坦福那个外科医生兼科研的职位,原本是非我莫属的,但最近我听说,在我生病期间他们已经另聘高人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艾玛。
“嗯,这种医生兼科研的工作就是一种折磨,不过你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听到你怎么说,我很难过。”她说。
“是呢,我估计我感兴趣的那个科研项目研究要花20年的时间。如果我活不到那么久,我就不一定非要做科研了。”我试着安慰自己。“几年时间做不了什么项目。”
“是啊。你已经很优秀了,而且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孩子也即将诞生。你终于找到了你的价值观,真不容易!”
那天晚些时候,一位年轻的教授在走廊上拦住我。他以前是住院医,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对我说:“你好啊,教职员工会议还讨论了你的安排呢。”
“关于我的安排?怎么会呢?”
“我估计是有些教授担心你不能毕业吧。”
从住院医毕业需要两个条件:一、达到国家和本地的一些要求,这些我已经都达到了;二、教授们的首肯。
“什么?”我说:“不是我自吹自擂,我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就像……”
“我知道啊。我想他们可能是希望你能承担起首席住院医的所有工作吧。他们喜欢你,真的。”
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事实。过去几个月,我只是做了一个外科技师的工作。我因为癌症的原因,没再承担对病人的全部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正当的理由。真是糟糕!于是,从现在开始,我来得早,走得迟,每天多干4个小时,像以前那样全力看护病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随时随刻把病人放在第一的位置。开始的两天,一阵接一阵犯恶心,疼痛、疲惫得厉害,状态实在低落的时候就找一张空床睡上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第三天,尽管身体还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但我又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与病人的直接接触让我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在手术和上班期间,我还得服用止吐剂和非类固醇的抗炎药(NSAIDs)。病痛虽在,但人已完全回归。我不再需要空床铺了,而是可以在初级住院医的沙发上休息,督导他们照看病人,并且一边忍受着背部痉挛,一边给他们做讲解。身体遭受的折磨越多,我干得越津津有味。第一周的工作结束后,我一连睡了整整40个小时。
同时,我也会提出要求,进行工作部署:
“老板,我刚在看明天的手术资料。第一个手术预约的是大脑半球之间的手术,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从颅顶骨经皮质层入手会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我说。
“是吗?”主治医师说道:“让我看下图像……你说的对,修改一下预约吧。”
第二天,我给他打“先生你好,我是保罗。我刚才在重症监护见到了F先生和他的家人。明天我们得给他们做融合手术。我给他预约一下可以吗?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已经完全回到了手术室的节奏。
“护士,请呼叫S医生。我这边的手术快做完了,他能过来了。”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你不可能这么快做完的。”
主治医师气喘吁吁地跑进来,透过显微镜查看起来。
“我选择了略尖一点的角度,避开了静脉窦。”我说:“不过整个肿瘤全部拿出来了。”
“你避开了静脉窦?”
“是的,先生。”
“一整块拿出来的?”
“是的,先生。就在桌上,你可以看一下。”
“不错啊。非常不错。你什么时候动作这么快的?真遗憾,刚才我不在这儿,没能亲眼看到。”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生病的时候,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的价值观一直在变。你试图想知道什么对你最重要,然后就会不停地想啊想。就像有人拿走了我的信用卡,从此我不得不学习如何量入为出。一开始你也许决定要做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但两个月以后,心思可能有变化了。再过两个月,你也许会想学吹萨克斯或者去教堂虔诚地做礼拜。死亡也许是一时之事,而绝症中的生活却是一个过程。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经历了哀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虽然套路是一样的,不过我的顺序却是反过来的。得知诊断结果时,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甚至还觉得这样也不错。我“接受”了,也准备好了。然后,我知道自己还不会那么快死,这固然是好事,但也让我困惑。于是我又陷入了“消沉”之中,搞得人神经衰弱。从癌症研究的快速进展和统计学的本质看,我也许可以再活12个月或个月。大病一场应该会让人看清人生的要义,然而我只知道自己快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我早已知道这样。我的学识依旧,但却没有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我能确切地知道可以再活几个月或几年,规划起来还会容易些。如果能活三个月,我会多陪陪家人;如果是一年,我会写本书;如果是十年,医院继续给病人治病。事实是,一天一天的算着过没什么用:一天的时间又能干出什么名堂?
然后,我开始了这样的“讨价还价”,可能也算不上真正的讨价还价吧:“上帝啊,我读了《工作》这本书,但理解不了。如果能有一个忠诚度测试,你就知道我的忠诚度是不高的。我没把辣芥末酱抹在五香烟熏牛肉三明治上,通过这一点你就能看得出来。你能不能不对我使用核放射性物质啊?……”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接着就是满肚子“怒气”:“我努力了一辈子才得到现在的生活,你却让我得了癌症?”
现在,应该到了最后的阶段——“否认”,也许是完全否认。在没有确切信息前,也许我们应该认为自己可以活得很久。也许,这是唯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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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毕业在即,手术很多,一直会进行到深夜或第二天凌晨。此时距离我被诊断出癌症已有9个月。身体感觉像遭受了重创;回到家后茶饭不思;泰勒洛、非甾体抗炎药和止吐药的剂量也在逐渐加大;不停地咳嗽,估计是肺里坏死的肿瘤结疤的原因。我鼓励自己,只要像现在这样再坚持几个月,我就可以从住院医毕业,从事相对轻松一些的教授岗位的工作。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辛参加了一个面试。对方可以给到我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数以百万的神经科研实验室开办经费;独自管理一个门诊部并担任负责人;考虑到我的健康问题,可以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终身教授的职位;为露西提供多个工作机会;高额薪水;田园诗般的城市;风景如画的工作环境;最棒的老板。“我了解你的健康情况,估计你与你的肿瘤医生联系非常紧密。”系主任对我说:“如果你想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治疗,我们可以提供你往返的机票。如果你愿意在本地治疗的话,其实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一流的癌症治疗中心。如果你觉得这些吸引力还是不够,那你尽管开口好了。”
我想起了艾玛跟我说过的话。从不相信自己能再次成为外科医生到最后成为现实,这是信仰皈依的力量带来的转变。她一直把我的这一诉求放在心里,我甚至都做不到这一点。她做了过去几年里我作为医生一直在要求自己做的事:为了我的灵魂而担负死亡的责任,并且将我送到一个可以回归我自己的地方。我登上了神经外科实习生的巅峰,不仅将成为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还将成为一位医生兼科学家。这是每个实习生都渴望达到的目标,但几乎没有人能做到。
那天晚饭后,系主任开车送我回酒店。途中,他把车靠边停下来,对我说:“给你看样东西。”我们从车子里出来,医院前面是一片冰冻的湖,教职工公寓里的灯光亮闪闪地洒落在远处的湖面上。“夏天,可以游泳或划船来上班。冬天,可以滑雪橇或滑冰。”
那一刻听起来就像幻觉,确实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搬到威斯康辛的,万一两年后我病情复发了这么办?到时候亲戚、朋友都不在身边,露西一个人孤立无助,还要照顾快死的老公和刚出生的孩子。尽管我已经拼劲全力与癌症做斗争,但我知道癌症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过去的几个月,我不遗余力地努力回到癌症前的生活,不允许癌症改变我的生活。然而现在,我本应该欢呼庆祝一场期待已久的胜利,却偏偏感到命运的魔爪拼命地拖住我。癌症的魔咒将我置于了一个怪异而又紧张的境地,让我对于死神的魔爪既不能无视,又能被它束缚。即使癌症在好转,但它依然余威尚存。
第一次失去了斯坦福教授的职位,我安慰自己,运作一个实验室至少得需要长达20年的时间。现在看来,这么想是对的。弗洛伊德事业起步时是一名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当他意识到在神经科学的研究里,他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了解人类的大脑时,他选择了转行。我跟他的想法类似,通过研究来改造神经外科看似像是一场赌博。由于我的得病,使得这场赌博的胜算大幅拉低。实验室不是一个适合倾注余生的地方。
我好像又听到了艾玛的声音:你要弄明白什么对你最重要。
如果我不再追求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科学家的最高境界,那我到底想要什么?
做个好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算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至少我已弄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在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奥斯勒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的:医生的职责不是延缓病人的死亡或者让病人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关爱和看护,直到他们可以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为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而骄傲: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与病人性命攸关,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责任,一种转瞬即逝的力量。一旦危机过去,病人醒来,拿掉插管后病愈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将得以继续。但是,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这样。手术刀可以去除大脑中的病症,医生的话可以安慰病人的心。然而,医生自己的不安和病情,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身体方面,同样有待关心和医治。
艾玛没有让我回到过去的样子,她让我具备了重新塑造“新我”的能力。无论如何,我也只能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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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斋期的第三个星期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上,我、露西和我父母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父母他们从亚利桑那飞过来,利用周末时间前来探望我们。我们并排坐在一条木质长凳上。我母亲跟坐在旁边的一家人拉起了家常。她先是夸那位妈妈的女宝宝眼睛漂亮,然后很快又聊到一些正式的话题。母亲在倾听、谈心和与人沟通方面的技能确实不一般。牧师读圣经的时候,我忍不住暗自想笑。那段圣经讲的是耶稣打了一个比方,但他的信徒只理解了字面的意思,没领悟到他的含义:
耶稣回答一位妇人:“喝这种水的人将会再次口渴;但是,喝我给的水的人,将永远不会口渴;我给的水将成为他心中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于是,妇人对耶稣说:“先生,那就给我这个水吧,这样我就不会口渴了,也不用老是跑到这里来打水了。”
……耶稣的信徒们催促他说:“拉比啊(犹太牧师),吃吧。”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只是你们不知道。”然后,信徒们对其中一个说:“难道有人已经给过他食物了?”
在大学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说得好听一些,我对上帝、耶稣有些疏远了。常常有人因为只看这些段落的字面意思而被嘲笑,但正是这样的段落让我重新回归了基督教。我之所以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是因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提供实证依据。毫无疑问,科学已经更加合理地解释了宇宙的形成。奥卡姆剃刀的原理更是直截了当,把信任和盲从区分得泾渭分明。既然没有上帝存在的证据,那么就没理由相信上帝。
我成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祈祷和诵读圣经是每晚的固定仪式。然而,跟大多数科学工作者一样,我相信的是现实唯物史观和终极的科学世界观,遇事会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而不去考虑那些过时的观念,例如灵魂、上帝、和穿长袍留胡须的白人男子。20多岁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构建这样一个认知框架。然而,问题最终还是显现出来了:把科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最终判断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还否定了爱、恨和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世界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这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得同时相信上帝,而是说如果科学不承认上帝,那么科学也不会相信人生的意义,那么生命本身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存在主义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
然而,矛盾的地方在于:科学的方法论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它无法得出真理性的结论。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从而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科学以重现性和客观性为基础。科学能够创立物质和能量的相关理论,但因为人类的本性又具有独特性、主观性和不可预见性,使得科学无法被运用到人类现实的内心世界中。科学能用最有效的办法来管理试验数据和重现数据,但却无法掌握人类最内在的东西:希望、恐惧、爱、憎恨、美丽、嫉妒、荣耀、虚弱、奋进、磨难和美德。
上述这些主要的人类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隔着一道鸿沟。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涵盖人类所有的情感。形而上学仍然属于天启的范围(不管怎样,奥卡姆赞同的是这个观点,而不是无神论)。只有基于此,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是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力量与光荣》中的指挥官。他的无神论源于他揭示了上帝的不存在。唯一真正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改变世界的愿景之上。许多无神论者最喜欢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这句话来证明天启是不存在的:“古老的契约已不复存在;人类最终知道,自己孤零零地活在这无情的广袤宇宙中,连自己在这宇宙中的诞生都是偶然的。”
基督教的核心理念——牺牲、赎罪和宽恕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又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圣经》中,正义与仁慈、《旧约》与《新约》之间彼此观点相左。《新约》说,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善是一个人永远也达不到的至高境界。我认为耶稣表达的意思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的最初含义不是“时刻抱有罪恶感。”也许它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善意味着什么,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做得到。”也许,这才是《新约》的含义所在。即使你有《圣经利未记》里所描述的善念,但它实际是行不通的,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简直就是疯狂。
关于上帝,我说不出什么确切的内容。不过,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是极度反对盲目地做出判断。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认为神的天启带有任何科学的权威性。我们讲求的是理性,天启还远远不够。就算上帝真的与我们对话了,我们也只当那是幻觉。
那么,我在想,一个雄心壮志、形而上学的人能做些什么?
放弃吗?
几乎就要放弃了。
为了真理而努力,但是发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即使有可能得到正确答案,但却无法证明这个答案。
结果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图画的一个部分。医生看到一点,病人看到另一点,工程师看到1/3,经济学家1/4,潜水采珠人1/5,酒鬼1/6,有线电视员1/7,牧羊人1/8,印第安乞丐1/9,神父1/10。人类的知识从来不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它来自于我们创建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并且永远不会满足。真理更是凌驾于一切之上,星期天诵经的这一段便说明了这一点:
播种机和收割机可以一起享受快乐。这句话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播种,一个收割。”我派你去收割你从未劳作过的庄稼,这叫不劳而获;辛苦是别人的,你分享的是他们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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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外科七个月后,我又做了一次CT检查。这是我住院医实习结束和孩子出生之前的最后一次扫描检查,也是我去世前的最后一次。
“想看一下吗,医生?”CT室的医生说。
“今天很忙,现在就不看了。”我说。
已经晚上6点了,我得去看望病人、安排明天的手术计划,查看影像资料,下达门诊医嘱,检查一下术后。8点左右,我坐在神经外科办公室里,隔壁就是放射科的看片室。我把机器打开,查看次日手术病人的扫描图像(明天有两个简单的脊椎手术)。最后,顺便输入了自己的名字查了一下。我像翻看小孩图画书一样快速翻过这些图像。一切看起来跟以前一样,肿瘤也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大……不过,稍等一下。
我把片子倒回去又看了一下。
有个地方出现一个新肿瘤,很大,填满了我的右肺叶,怪异地像一个大月亮把整个大地都照亮了似的。回看以前的片子,能看出肿瘤一点点扩大的轨迹,就像一个蛰伏已久的恶魔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了。
我既没愤怒也没害怕,就像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一切已成事实。我开车回到家跟露西说了这个情况。那天是星期四的晚上,只有下周一才能见到艾玛。我和露西坐在客厅里,捧着笔记本电脑,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活体组织检查、测试、化疗。这一次的治疗会比以前更加痛苦,多活几年的可能性更加渺小了。艾略特曾经说过:“背后吹来阵阵寒风,我听到骨头在咯吱作响,窃笑声不绝于耳。”看起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或是永远,神经外科的工作我是干不了了。但是我们认为在下周一确诊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今天是周四,明天我已经安排了手术任务。我打算做完这个手术再终止住院医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5点20医院。从车里出来,深深吸了一口气,闻到了桉树的味道。也许是松树吧,以前从来没注意过。住院医生们到齐后,大家准备查房。我们回顾了前一晚的事件报告、新入院的病人和新的扫描影像。在开接下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议(MM)之前,我们先去看了相关的病人。MM会议是神经外科医生的例会,会议上主要分析医疗过失和有问题的病例。然后,我跟病人R先生聊了几分钟。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古茨曼综合症。我将他脑子里的肿瘤取出来后,陆续出现了几个特别的缺陷,包括不能写字、数数字、做算术,而且左右不分。记得八年前,我刚开始在神经外科跟班时,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个也是这种疾病。跟那个病人一样,R先生也是心情好得很。我想这可能是这种疾病的症状之一,只是从来没有人发现过。R先生一天天好起来:语言功能基本恢复正常,算术略微较以前差一点,基本上可以完全康复。
上午的工作完成后,我开始进行消毒,准备我的最后一个手术。这一刻,突然百感交集。真的会是最后一个手术吗?也许真的是。我一边洗手,一边看着肥皂沫顺着胳膊流进水槽。进了手术室,穿上手术袍,给病人铺单,确保边缘清爽整齐。希望手术成功,有个完美的结局。病人是位老人家,退化的脊椎压迫了神经根,导致剧烈疼痛。我先切开病人后背下方的皮肤,把脂肪往旁边拉开,露出筋膜,这时能感觉到椎骨尖部的触感。切开筋膜,紧接着切开肌肉,这时宽阔、亮闪闪的椎骨从干净无血的切口处露了出来。椎板是椎骨的后壁,压迫神经的正是椎板上的骨质增生和它下面的韧带。在切除椎板的时候,主治医生正好走了进来。
“看起来不错。”他说:“如果你想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可以让其他同事接手完成这个手术。”
我的后背疼得厉害。心想之前怎么没多吃几颗非甾体类抗炎药呢?这个手术应该很快的,已经快做完了。
“不用了,我想把手术做完。”我说。
主治医生消毒后加入进来,跟我一起剔除了骨头上的增生物。他开始做韧带部位的清除。韧带下面是硬脊膜,硬脊膜里包裹着脊髓液和神经根。这个阶段最经常犯的错误是把硬脊膜弄破了。我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通过眼睛的余光看到主治医生的器械旁边突然出现一些蓝色——硬脊膜开始渗透了。
“小心啊!”就在他的器械顶部快进入硬脊膜的那一刻,我提醒他。清澈的脊髓液开始浸入伤口。我有一年多没发生这样的渗漏问题了。修复它得花上一个小时。
“这里有渗漏了,快把显微镜装好。”我说道。
当我们完成修补并且去除了压迫神经的软组织的时候,我的双肩已经酸痛不已了。主治医生脱下手术服,对我表示了歉意和感谢,让我自己完成收尾工作。一层一层缝合进行地很顺利。最后缝合皮肤层的时候,我用的是尼龙线。大多数外科医生会用手术缝合机,但我相信尼龙的感染率更低。最后一个手术,应该按我自己的想法来。皮肤缝合地非常完美,看不出任何紧绷的样子,好像没开过刀似的。
很好,好事情。
手术结束揭开铺单的时候,一位从未共事过的助理护士问我:“医生,你本周末上备班吗?”
“不上哦。”可能永远不上了。
“今天还有其他手术吗?”
“没有了。”可能永远不会有了。
“真可惜。好吧,工作到此为止,这真是一个愉快的结局。我喜欢愉快的结局,你也是吧,医生?”
“是啊,是啊,我也是。”
趁着护士清理手术室的时候,我在电脑旁把医嘱输入电脑,麻醉师这时正准备把病人叫醒。我以前曾开玩笑说,大家都想在手术室里听很嗨的流行音乐,但有朝一日我做了手术室负责人,我们要改成只听波萨诺伐舞曲。我把收音机调到了盖茨吉尔伯托的音乐,房间里顿时弥漫着舒缓、响亮的萨克斯管音乐。
不久我离开了手术室,去收拾自己的东西,都是在这里工作七年累积下来的——在医院过夜时穿的几套衣服、牙刷、肥皂、手机充电器、零食、头颅模型和一些神经外科的专业书等等。后来又想了想,还是把书留下了,在这里它们今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当我出门去停车场的时候,一个同事朝我走过来好像想问我些什么。这时,他的寻呼机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朝我挥了挥手,医院了——“以后找时间再跟你聊。”,他一边跑一边转身朝我喊道。坐进车里,此时眼泪再也hold不住了。发动汽车,缓缓开出了停车场。回到家走进大门,挂上白大褂,取下名牌,卸下呼叫器里的电池。脱下工作服后,好好地洗了一把澡。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维多利亚,告诉她我星期一来不了,也许以后也来不了,也不能再给手术室排班了。
“其实,我一直担心这场噩梦迟早会来,现在真的来了。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坚持这么久。”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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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露西星期一去见了艾玛。她的意见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做支气管镜活检确定突变的部位,不行的话,就得做化疗。我去见艾玛的真正意图是想得到她的劝导。我告诉她我已经跟神经外科请假了。
“好的。”她说:“没问题。如果你想治疗白癜风北京有哪些比较好的白癜风医院